何谓大师？每代人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，每代人都在调整着大师的标准与数量，每代人都在尽力维持着属于自己的大师。神灵不会永生，惟有世人对神灵的膜拜永远不死。
牛顿说他成功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，圣贤的存在确乎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但放眼望去，黑压压的一片大师毕竟令人眼晕。一代又一代的大师，以他们强力的思想和语言为后来者精心构造了一个个既定的牢笼，诱使人们成为他的囚徒。大师是以人类代言人的身份存在的，而我们则成了听命于教主的虔诚的教徒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“大师”的释义是“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，为大家所尊崇的人”，简言之，成为大师，有两项条件：有造诣、被尊崇。于是，大师的存在，便决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存在，而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存在。他们的存在，遮蔽着他人与群体，同时也遮蔽着历史。思想的不朽与伟大愈发令人深切地感受到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渺小。我们穷极一生，倘能沿着大师的脚迹，匆匆领略过他们精神的风景，就已经不易了。当我们站立在国家图书馆望不到首尾的书柜旁，我们会感到一种阅读的恐惧，读书越多，恐惧便越深，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思想都被表达过，所有的情感都被倾诉过了。当文学家面对曹雪芹和托尔斯泰，当哲学家面对庄子和尼采，当经济学家面对马克思和萨缪尔森，他们都可能染上一种疑难杂症——失语。像孔子说的：“予欲无言。”我们在确立了大师的话语权的同时，丧失了自我的话语权。大师的存在足以令后人乱了方寸，就像婆婆怒目之下的小媳妇，不知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“所有的新见都不过是未被揭露的重复，所有的正确都不过是未经觉悟的谬误。我们已经失去了偏执一端向这个世界挑战的信心和勇气，我们预先就看到了那种挑战的徒劳与可笑”（李书磊语），因为大师是山峰，所以大师是鸿沟。
朋友说：“纪念碑令我望而生畏。”这确是悖论。大师活水般的思想成为经典，其经典又在时间中风干成僵死的教条。对经典的阅读，永远都不可能是平等的交流。在阅读开始之前，阅读者便带有了明显的期待心理和意向性，而这种不平等又往往导致对思想的误读或者原意的遮蔽。然而，我们却大多是这样过来的，在自以为是的阅读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大师的改写。与其说是对真理的向往，不如说是对权威的崇拜——大师的名字成为符号，它使我们皈依了传统的拜物教。
也许，反读是抵抗投降的好方法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是友人李书磊最早提出“反读”这个概念。若倒退二三十年，“反读”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假设——在很长时期内，人们只能在规定的情境下按照统一的理念解读大师，阅读这种纯粹的精神活动，于是成为自由体操里面的“规定动作”，我们以为这样可以离大师越来越近，结果却恰恰相反——幸好今天的人们生存在思想开放、价值多元的历史时空里，今昔观念的差别，刚好可以使我们利用叙述立场和阅读立场的冲突，摆脱大师的“催眠”，使自我获得解救。“打倒一切”固然过激，但“怀疑一切”却大有必要。
如前所说，大师的叙述记录了人类的灵魂史，经典则是大师们的精神遗嘱，然而，对大师与经典的阅读效果，除了取决于原作的品质外，更取决于读者的品质。换句话说，大师思想的流动毕竟是相对的，而时代与读者的流动却是绝对的，以绝对看相对，我们感觉不出自身在变，反会觉得大师在“变”，他们在世人心目中所处的位置，除了与其本身的“含金量”有关外，更与阅读者的精神状况有关，即：所谓大师，实际上是经过了阐释的大师——这涉及到接受美学的范畴，于是，我们便不难理解，被某一代人奉为圭臬，顶礼膜拜的，到了另一个时代，很可能一钱不值，显得尴尬而可笑。这样讲可能极端了一些，但至少，大师的“季节性”变化却在所难免。比如高尔基、索尔仁尼琴、张爱玲等这些人物，二十年前的人们与今天人们的看法就绝不相同。因而我们说，大师是一种“客观存在”，同时也是一种“主观存在”。而后人超越了时代的困囿反观大师时，大师也已不再是个体化的大师，而是杂糅了复杂的历史信息的文化存在，在时间中经历着升值／贬值的自然过程。
于是便有了“重读大师”这个理念。“重读大师”不仅仅是一种“动态”，更是一种“常态”——这样的“重读”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，因而就不会是一次性的，而应是时时发生的。我们在重读中领悟了历史的述说，在传统中寻找了“对应的力量与智慧”，在这种颇富“时间差”效果的重读中，后人不仅“打捞”和发现了已逝的英灵，更能发现自我，体会对既往的生命拥有裁判权的那份愉悦，体会到“现代人对历史的胜利”。重读大师，完全可以衡量出一个时代的思想水准与社会开放度，衡量出文化发展的平均值。
于是也便有了《重读大师——中国卷·激情的归途》和《重读大师——外国卷·一种谎言的真诚说法》这两本书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）。当向出版社捧出这两卷厚厚的书稿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们既解说了历史，亦诠释了现在，既完成了对历史的追述，亦完成了对现时的叙述——我们把自身的精神状态，留在了历史的刻度表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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